很多人一直对政策促进收入增长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总觉得只要“一纸令下”，自己的收入立刻就能翻着翻得往上涨，往往认为只需要调节一二三次分配就行。
比如要求：第一次分配多分给居民收入而不是投资；第二次分配政府对高收入人群加大征税，比如把遗产税、弃籍税、离境税、房产税还有做生意赚大钱的严格征收个人所得税，把多收的税用在社保、转移支付或者直接发钱；第三次分配就更简单了，直接强制要求企业必须参与，加大慈善捐赠，最好直接定点捐给自己。
这种想法很朴素，也是因为现实压力所迫，但问题是有这么简单吗？
太过古老的例子不多讲了，《大明王朝1566》这种毕竟也是电视剧，那就讲讲中国人都知道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和平解放北京，为什么当年不选择网上传闻的梁思成另地建成、保护古城的方案？相信大家在网络上应该看到过很多“北京欠梁思成一个道歉”之类的说法。
但实际上，梁思成提出的北京建城方案有好几个，保护古城、另地建城的方案在一开始就被梁思成直接放弃了，因为压根就没有任何可能性，甚至保留古城墙不拆也绝无可能。
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严重缺乏建筑材料。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生产力还远远不如印度，甚至还不如清晚期，什么都缺，别小瞧砖块，现在的非洲烧砖仍然是很好的生意，而就算在新中国成立十几年后，普通人家建房还是要用土砖，烧砖关燃料就很难解决，那时候的中国只要人口聚集的地方，周围都是光秃秃的。
就算几年之后可以搞十大建筑的时候，也完全不具备在平地里修建一座几十万人口新城的能力。当初之所以要选择在北京建都，而且非常重视和平解放，傅作义后来也被委以重任，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管理一个国家起码需要几十万人，北方只有北京有足够多的房子，虽然很破，需要修缮。
等到需要恢复建设的时候，不去拆掉老建筑、老城墙的砖瓦，怎么修补破损的房子？总得先考虑当时老百姓怎么活下去的问题，再说老建筑保护。更何况，真正导致大规模拆除老城墙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出于战备安全的需要。
居民增收也是一样的，实际上一二三次分配，越往后分配的力度越弱、覆盖的面越低，尤其第三次分配只能作为辅助。关键的大头还是第一次分配，也就是把更多新增财富分配给居民收入，其次在税收分配调整上也能有一定作用，但作用有限。
一个根本道理就是财富是有限的，分配给居民收入的多了，投资就少了；资本、老板、高收入人群交税多了，积极性就下降了，更想着跑出去了，在实操中，想要对资产丰厚的人征收个人所得税难度很大，有太多办法去分散资产。
所以实操中给了一定的选择权，比如一个大主播，觉得45%的个人所得税太高，那可以成立公司，交25%的企业所得税，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开支等列入企业支出，但是如果有大主播还不知足非要蹭小规模纳税人的3%扣税，那就是找死了，这么做的原因跟北京建成方案类似，征税资源有限。
至于资产离境税、弃籍税，不是没考虑过，但是很难落实，核心原因就一个，这两个税只有世界第一霸主以及霸主钦点的少数国家有资格征收。而且就算是美国，跟逃税者的斗争也非常激烈，真正有钱的人群，其实并不太喜欢美国国籍，因为税太高了，也就是美国太强，所以相对更容易征缴。
那第一次分配能不能多分点呢？
未来可以持续增加，但是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变化，甚至还要继续加大投资，千万不要把国家加大投资跟居民收入对立起来。
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从企业竞争角度。归根到底企业要先活下去，只有解决了生存问题才能改善初次分配，那么人工成本大幅上升，又如何保证竞争优势？除非这家企业自身有了无可取代的核心竞争优势，比如人脉、牌照亦或者某种技术，但毕竟是少数。
也不可能强制一个行业所有企业都提高分配，这必然会导致本就处于竞争中底层、挣扎求存的企业完蛋。
以上都还没谈国家之间的竞争问题。
二是中国的投资也是普通人的福利。
投资一个重点是国家用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投资建设，典型的就是各类基建和新基建。对此小镇在《就算身无分文，仍然很有“钱”》已经谈了，一个人的总财富不仅仅是自己掌控的，还要算上自己获得的公共财富部分。
中美之间在个人财富构成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中国是先从社会总财富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公共服务建设，包括治安、交通、水电煤气网等等各个方面，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能以自己掌握的财富作为翘板，撬动不同数额的公共财富，但就算最最基础的换算成市场价值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而美国是先分给私人，然后再由私人出资去进行公共财富建设，比如最初美国很多城镇，是先有人聚集，然后出资聘请警察。现在美国的社区差异巨大，也是因为社区的公共服务质量取决于社区住户能够出多少钱。
很多人要求把国家的投资直接分了，那不妨想想，美国1894年就已经成为GDP世界第一，二战后逐渐成为世界霸主，已经积累了多么丰厚的财富，而中国当前每年GDP仍然比不上美国，而GDP属于财富增量，这就意味着在财富存量上，中美差距更大。
那么凭什么中国能够以更少的财富存量，提供了水平明显高于美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规模效应是关键之一。
当然这种模式也有问题，比如贪腐、低效等，但是这种问题是技术性的，甚至是人性根本无法根治的，不要以为美国没有曝光巨贪就不存在贪腐，如果不存在贪腐，为什么美国几十年的霸权、几倍于中国的军费，但是军事建设速度明显慢于中国？至于“国会山股神”这种人尽皆知的更不必说了。
事实上，越是收入低的普通人，从公共财富中分得的份额相对自己的个人财富，比例越高，反而是越有钱的人，越不在意公共服务提供的公共财富，因为用钱就可以买到。只不过一般人并不了解国外的真实情况，真以为自己在中国已经习惯的东西不过是稀松平常，对此，强烈推荐B站“食贫道”拍摄的付费纪录片，睁眼看看国外到底是怎么样的，尤其是最新一集，看看菲律宾贫民窟是如何靠吃垃圾维生？看的时候要明白，这种生活在全世界已经算还可以的了。
下图的肉就是被吃剩扔掉的垃圾，有专人回收后卖给穷人，简单清洗过油就吃，这是菲律宾贫民窟几乎唯一的蛋白质来源。然而这已经是一种“福利”，如果来源被曝光，以后这个贫民窟就再也无法获得了。
说这么多，绝不是说就不能增加居民收入，当然要增加，而且居民收入低导致消费弱，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内循环的堵点，有钱谁不会消费啊。
但是急不得。
最近确实释放了更多增加居民收入的信号，尤其在疫情冲击后，就业和收入已经成为居民最关切、最紧迫的问题，而过去政策关注度确实太低了。小镇去年就撰文，建议未来国家政策重点，要从传统投资物质的基建，向投资人转变。
比如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国家发改委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其中提到“加快制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政策举措，指导地方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
本周新出台的就业促进意见，也提到“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也是小镇前面说的，提高收入最根本的还是初次分配，二三次的作用迅速衰弱。
而从更长时间看，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说“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然后今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7月三中决定都在提这件事，到了8月国务院全体会议就更加具体了，显然高层一直在推动居民增收。
但是能认为国家政策要骤变，要迅速加强居民增收吗？
这就像昨天谈就业一样，重视度越来越高了，但是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仍然要服务于其他政策。就像就业政策要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居民增收也要捆绑在其他政策之下。
比如各个文件谈到居民增收或者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么放在收入分配改革下面，要么放在促进消费方面，也就是说居民增收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政策，而是要服务于收入改革、促进消费，考虑下收入改革、促进消费在所有政策的优先级，那么居民增收的政策优先度还要更低。
这就是现实条件所限，中国的财富积累还是太少了，目前中国人实际生活水平已经远远高于换算成美元的数值，这已经是举世罕见，中国一线城市市民的生活水平已经不亚于中等发达国家，而二三线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不亚于一般发达国家，而中国绝大多数人已经明显超过发展中国家正常水平。
这就像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不得不拆除北京老城一样，缺建材、缺安全就顾不上文化保护。
正因此，目前的对居民增收的重视度不可高估，不要看到几份文件就觉得要大改了，当前一切的重心还是着眼未来、做大蛋糕的科技和产业升级，是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对民生的重视在提升，但能够分过去的资源很有限。
公文表述本身就代表一种信号。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的报告，说的是“加快制定……政策措施”，而不是直接说要出台某某文件，那么到底怎么落实还是未知的。
而且，就算真的出了一个非常强力的文件，也会因为现实资源和能力的限制很难落实。
更何况，人的幸福感来自于对比，并不仅仅是自己有用什么的绝对值。总不会有人妄想，国家定向给他一个人发钱吧？
以上就是关于【增加居民收入开始被重视，但还需要时间】的相关消息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