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远征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
【导读】2024年，西方国家内部的紊乱仍在持续，通过打压中国寻求解决内部问题或转移矛盾的步伐也没有停止。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依然深陷保守主义、本土主义的逆潮，而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的中国则必须寻找新伙伴，开辟全球化的新空间。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一带一路”倡议，恰是勾勒这一历史变局的一条线索。二战后，吸取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美国主导建立了强调自由贸易、多边治理的国际体系，推动世界经济成为体系性的整体。然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经济金融国际多边治理体系，建立在“南北差距”的基础上，天然具有单向性和不包容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将这一体系的弊端暴露得淋漓尽致。
在绵延的危机下，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却选择了不同的应对方式：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以保护主义来解决美国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自此走入去全球化的轨道；中国则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与南方国家共同建设更具包容性的新型全球化。而在中国形成的规模庞大、门类齐全、极具韧性、与全球各地联系紧密的供应链网络，正是支撑新型全球化的基础。
本文为作者为《失衡与重塑——百年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书写的导言，刊于《文化纵横》2024年第4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当代世界体系的“穷”与“变”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一带一路”倡议
▍美国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在二战后的兴起与危机
今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八十周年。八十年前，二战胜利前夕，如何重建战后国际秩序被提上日程。此前的国际秩序以实力为基础、以单边或双边为特征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安排，极易导致“团团伙伙”，团伙之间的竞争策源着战争。汲取这一教训，二战的战胜国普遍认为，为争取长久的和平，国际秩序必须建立在规划基础上，形成多边的治理体系。政治上，便是建立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政治秩序安排；经济上，便是建立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经济金融国际多边治理体系。也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将布雷顿森林体系称为“经济联合国”。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体系性的整体。国别经济中，宏观经济的内外不均衡是可能的，但世界经济只能在其内部实现均衡，否则将会通过危机的方式出清。
作为一个体系性的整体，它由两个相辅相成的层面组成。首先，它的运作由市场经济规律支配。在当代其运行结果使世界经济日益趋向于更加紧密的一体化。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主导的生产力全球布局，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循环过程横卧在世界各国之间，此环节在这国，另一环节在其他国家，形成跨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宏观层面，则是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代表的生产要素全球配置，货物、服务、资金、技术、思想及劳动力跨国动态流动，带来包括政策在内的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其次，它还是一套与运行体系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表现为国际多边治理体系的细腻化、过程化。
美国主导的当代国际多边治理体系形成于二战后。1945年，在二战后国际多边治理共识基础上，美国凭借其实力地位，顺应时代潮流主导构建了新的国际秩序，形成了美国治下的当代国际多边治理新体系。这一体系主要有三个支柱。首先，在国际政治治理方面，吸取了一战后国联的失败教训，建立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联合国。这是基于“民族自决”原则，建立在平等民族国家关系基础上的多边政治秩序安排。无论国家大小，一国一票，用民主方式协调国际政治、军事冲突。其中，美国成为维持世界和平的边际力量。
其次，在经济治理方面，建立《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过去，国与国之间的恶性竞争，主要体现在对世界市场和原料基地的垄断上，因此，如何用相互开放的市场取代以邻为壑、壁垒重重的国家保护主义，如何用公平对等的自由贸易取代恃强凌弱的不平等交换十分重要，其中，减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放在首位。开放美国这一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市场，是维持自由贸易的前提条件。1995年，这一自由化安排进一步扩展到投资方面，形成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再次，在货币金融方面，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成为唯一具有完全国际清偿力的国际货币。不仅各国的国际收支顺逆差最终表现为对美元收支的顺逆差，而且美联储也因之成为提供国际流动性、进行国际清偿的最后贷款人。
在上述三个支柱中，第三个支柱，即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创新安排，并由此奠定了当代世界经济体系区别于以往的新特点——以金融为主导。此前，世界经济体系建立在金本位制上。黄金供给量受自然资源条件约束，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各国为争取黄金国际收支顺差纷纷采取重商主义，带来了国际经贸的恶性竞争与保护主义泛滥。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的信用本位取代黄金本位，克服金本位制下黄金供给不足的困境，消除了为争夺国际黄金存量而以邻为壑的疴疾，奠定了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基础，但也埋下了世界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种子。
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虽然维持了世界相对的和平与发展，但它却建立在“南北差距”基础上。身处中心的发达国家是治理的主体，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是治理的对象，由此导致了国际治理的单向性和不包容性。所谓单向性，是指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被固化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圭臬，并被规范化、制度化为国际治理规则和行动指南；同时，这也赋予了美国——这一国际多边治理体系的主导者——以制定和解释规则的“教师爷”地位。单向性带来了不包容性：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偏离了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工业化道路，例如用国家的力量来干预工业化进程，会被视为是“另类现代化”，不仅自己内心不安，而且国际多边治理体系也认为是“离经叛道”，或规劝，或惩戒，促使其“改邪归正”。
世界经济金融治理的单向性和不包容性所引发的问题，突出反映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上。这是因为，一国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制度安排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充当国际货币的主权货币，必须为世界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其必须保证国际收支处于逆差状态，其他国家的各社会成员才有可能将这一货币用于国际支付。另一方面，如果该主权货币国家收支长期逆差，则该国的货币的内在价值一定趋于贬值，从而动摇其作为国际价值尺度的标准，不仅使国际经济活动的计价和结算产生困难，而且损害着其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
二战以来，上述难题一再发生。1973年，美国尼克松政府正式宣布美国不再履行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这不仅标志着浮动汇率制时代的到来，而且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黄金非货币化时代从此开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虽然结束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但美元仍然是国际货币。随着1976年牙买加协议的签署，国际货币体系成为所谓的“无体系的体系”。美元依然是“锚货币”，是体系的中心，只不过因不受黄金约束，固定汇率制变成了浮动汇率制。浮动汇率制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因黄金非货币化了，美元可不受黄金约束自由发行；另一方面，各国的货币也不再受捍卫美元与黄金比价关系的约束，可以对美元自由浮动。
自由发行和自由浮动虽然宽松，但也导致了相应的问题。不受黄金约束，意味着美元发行基础仅依赖于美国的货币政策。美元是国际货币，但其货币政策却主要是依据国内的宏观经济情况制定。国际货币的义务和国内货币政策的需要之间是有差异的，有时甚至差异巨大。这一差异会导致美元的国际流动性、国际清偿力出现大幅波动，甚至急剧的变化，孕育出了国际金融动荡和危机。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还是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是因美国为应对国内经济问题收紧货币、不断加息而导致的。
如果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在黄金的背书下信用与流动性都相对可靠；那么，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在黄金非货币化的背景下，其可靠性就大打折扣了。不过在2008年以前，尽管这一预设前提不可靠，但也尚未出现大问题。无论拉丁美洲债务危机，还是亚洲金融危机，均发生在对美元国际收支的逆差方上，而对美元国际收支具有顺差的国家，在不受美元流动性枯竭困扰的同时，还可以用浮动汇率机制对冲国际金融动荡和危机的外溢影响。
然而，最大的不幸还是发生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自身，发生在美元国际流动性提供方上。美国金融市场因自身的问题出现了快速去杠杆，美元流动性突然干枯，造成了“美元荒”。而美元的流动性短缺，极大地损害了美元的清偿力，金融危机迅速覆盖了整个世界。于是，当唯一能补充国际流动性的国家出现了经济金融问题，即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无计可施，陷入瘫痪状态。
▍美国的去全球化选择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弊端暴露得淋漓尽致，也推动了世界经济金融治理方式的新一轮变革。一方面，以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主体，新的国际金融机制或机构先后建立，它们在凸显“全球南方”意识觉醒的同时，也开始建设本地区或自身需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意识到世界是南北相互依存的，全球治理若缺乏发展中国家参与，很难应对类似金融危机这样的全球性问题。因此，在法国的倡议下，G20这一新的国际治理平台在金融危机后成立，其中非传统北方国家的成员超过一半。在这一新的国际治理平台上，南北国家不仅第一次开始协调宏观经济政策，而且共同提出了结构性改革要求，试图使国际货币体系更加弹性化，由“美元独霸”向“多元制衡”方向发展。
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通力合作下，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推进，不但金融危机得到了平复，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也有明显缓解。然而，世界经济表现并未因此而有显著改善，反而进入前所未见的世界经济新常态，即经济增长持续低于潜在增长率，长期停滞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更为严重的问题或许是全球化这一理念本身遭遇的质疑，去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思潮也走到了国际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2016年，英国通过全民公投退出欧盟，随后，特朗普当选为新一任美国总统，自此，去全球化由街头的非法集会变成了政府的合法政策，并不断上升为建制性的正式制度安排。新冠疫情全球流行后，特别是俄乌军事冲突的发生，美西方价值观至上的倾向开始占据世界经济的上风，“同谁做生意比做生意本身更重要”。日益形成中的“小院高墙”构成了与美西方曾倡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对立和对峙，既使人尴尬，亦令人感叹。于是，全球化还是去全球化？当代世界对自身提出了质问。
应当看到，去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有其经济-政治缘由。一方面，发达国家产业尤其制造业受利润最大化规律支配，在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吸引下，沿着成本最小的路线不断向海外，尤其向东亚地区转移，加速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产业尤其制造业向海外的转移，导致了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不断攀升，蓝领工人的收入下降。可以说，全球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高收入和更高收入之间的一维追赶问题，而是真实存在着结构性收入失衡。这种结构性失衡会造成收入追赶过程的间断，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间断持续时间过长会使一国体制和机制发生逆向变化，对全球化形成制度性阻碍。
我们看到，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随着产业在国家间的重新布局，虽然南北差距有所缩小，世界和平发展有所进展，但也给发达国家带来了新的困扰：就业困难、收入减少，贫困增加以及社会紊乱。凡此种种，推动着发达国家政府为保护本国的利益，采取去全球化的政策。
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虽然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在缩小南北差距意义上推动了全球的平衡增长，但与此同时又带来了发达国家内部产业和社会的分化，出现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背离、资本与劳动的尖锐对立，产生并加剧了新的不平衡。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的经济全球化，始终处于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运动中：一方面生产力是无国界的，市场经济是普适的，两者本质是全球性的，各国的经济发展一定会走向全球化；另一方面政府却是民族国家的，其行为基础是国家利益。由于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处于全球化风口浪尖上的国家本能地会出现保护主义，并随着风浪颠簸而愈演愈烈。事实上，中美贸易摩擦就是上述逻辑的现实展现。
就美国而言，经济全球化直接或间接导致了美国中西部锈带问题的产生，诱发了美国的社会撕裂问题的恶化，由此奠定了美国社会对经济全球化的保守立场，促使美国政府采取“美国优先”政策以提振经济。但是用加征关税、脱钩断链，甚至以退出国际组织并另立“小院高墙”的方式进行报复式应对，不仅不恰当，而且有极大的危害。
反观中国，对待经济全球化的态度和政策截然不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正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平衡问题，并以自身的发展为基础努力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在“十二五”规划中，中国政府提出了“两个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2010～2020年，GDP翻一番，居民收入翻一番。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战略，并延续至今。
在这一战略中，扩大内需的核心是扩大消费，而扩大消费的途径是增加居民收入。统计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基本与GDP增长保持同步，而农民收入增长又快于GDP增长。202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2551美元，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按世界银行的现行标准，中国已处于高收入社会门槛前。
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结果就是消费的持续扩大。按支出法计算，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由2010年的49.3%上升到2022年的54.5%，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不仅带动了中国汽车、家电、家具及家装等耐用消费品的旺销，而且也带动了进口，使进口增速持续超过出口。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9.8%下降到2018年的0.4%左右。随后，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三年间，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产品出口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有所上升，但也未超过2%。这表明，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十五年，就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而言，中国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表现优异。
正是中国的这一优异表现，使我们对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理解。一般而论，在世界讨论中国经济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是讨论的焦点。按现有年均5%的增长速度，预计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是，这只是故事的一个侧面，另一个更重要的侧面是中国居民收入45年来的快速增长。尤其值得刮目相看的是，中国在2020年消灭了绝对贫困。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告别了绵延千年的绝对贫困，不仅史无前例，而且为世界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广阔市场。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共享”，首先就是对外开放中国日益扩大的市场，与世界共享。以此，不仅可以遏制保护主义，还可以为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创造就业和居民收入机会，使其搭上中国内需扩大的快车。所谓“共建”，既是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经济发展条件，也是在中国最落后和最贫困的西部地区架起一条对外开放的桥梁，使其与其他国家一道融入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共同提高收入水平。而“共享”“共建”自然会导致“共商”，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将会在尊重民意并惠及民生的前提下，携手塑造经济全球化的新局面。
2016年，在中国杭州召开的G20峰会上，基于对包容性的认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决心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并结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亚的斯亚贝巴协议》和《巴黎协定》来开创全球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以G20杭州峰会为标志，全球的经济发展再次回到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的中心，从而明显有别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世界经济平衡为中心的治理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也不只是重复一种发展模式，而是要尊重自身的国情，实现包容式发展。
正是以G20杭州峰会为契机，2017年9月11日联合国第71届大会通过了“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第71/327号决议，要求成员国各方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同时重申“联合国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继续发挥核心作用，寻求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共同之策，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来自中国的“一带一路”理念及双向全过程包容性治理建设，得到国际社会，尤其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认同，成为世界经济金融治理的新理念。
面对世界经济的新局面，出于自身的实际情况，中国决定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由此出发，第一要务就是必须继续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要一以贯之地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将从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促进形成统一强大的国内市场，全方位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另一方面以科技高水平自强自立为核心，优化投资结构，拓展投资空间。目前，中国已建立了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中深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雄安是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建设的新区，具有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开放经验的引领作用。在此基础上，对标世界最高开放标准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更可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们注意到，在制度性开放的引领下，中国不仅积极参与WTO改革、G20运作、全球南方的协调等国际治理体系的建设，而且在区域经济上进一步深化了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在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创立和建设的同时，于2021年9月又正式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提交了加入申请。中国正通过自身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全方位开放彰显着捍卫经济全球化的决心，昭示着与各国一道改善全球治理的信心，这一切都与美国奉行的去全球化态度和行动形成鲜明对照。
▍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构建“全球南方”互利共荣的新型全球化
当今世界经济正处于大动荡的分化之中。过去那种“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的畅想已难以维持，现行的世界经济体系开始碎片化。然而，世界经济终究也无法回到闭关锁国的国别经济中，毕竟生产力超越国别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各国相互依存决定了经济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只不过世界正在转向一种有限的全球化，其主流形式更多呈现为区域性的国际多边安排，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全球协调。
在这个意义上，当前世界经济的碎片化并不全都是坏事。它虽然是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重组，但也在重塑国际治理理念和机制，孕育着区域性经贸合作的新规则，展现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新曙光，为经济全球化开辟着新前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世界——尤其“全球南方”——因此对她寄予厚望。
展望未来，从短期看，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仍在深化，加剧了“脱钩断链”和“小院高墙”倾向。在伤害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快速推高了全球的物价水平，使各国饱受经济滞胀之苦。这也促使各国加快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
在发达国家，以能源和消费水平为基础的核心CPI始终顽固地维持在高位，各国连续大幅度加息也奈何不得，从而不得不加紧梳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例如，美国通过补贴力促产业（尤其是高新科技企业）回流美国；同时，美国又提出了“近岸生产”和“友岸生产”的概念，对那些不能回流美国的产业，要求缩短产业链条或集中于价值观相同的国家和地区生产，表现在亚太及印度洋地区就是“印太经济框架”（IPEF）。
滞胀使发展中国家看清了脱钩断链对自身经济的伤害，并在俄乌和巴以冲突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不受发达国家的蛊惑，在呼吁双方停火、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的同时，开始建立对国际局势的共识，形成了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全球南方。其中，独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政治底色，发展振兴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使命，公道正义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张。在此基础上，南方国家加强了合作。在中亚，上海合作组织在扩员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中国—中亚峰会，并设立了常设秘书处。在西亚，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与中国建立了新的战略合作机制，并达成了务实的2023～2027年行动计划。在东亚，中国作为成员国的RCEP建设不断提速，以2023年6月菲律宾国会正式批准为标志，所有的15个成员国都履行了加入手续，RCEP自此开始正式运行。
需要指出的是，南方国家经济合作紧密化，使它们经济上的比较优势更加突出。从产业链和供应链角度看，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中亚、西亚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能源优势；以RCEP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具有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而处于这两个组织地理中心区的中国，拥有从手工制造到高新技术的完整工业体系，尤其是诸如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装备制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世界一流的基础工业能力，因而可以将资源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联结在一起，形成“一带一路”全产业链竞争优势。换言之，中国已是全球的重化工业基地，集中了全球的主要产能，因具有了全球的规模优势，从而具有成本和技术优势。
这一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势，在产业链的上游可以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资源密集型优势对接，在产业链的下游可以与RCEP成员国的劳动密集型优势相对接，进而形成纵贯欧亚大陆的“一带一路”有竞争力的全产业链，西亚、中亚、东亚等发展中国家，可以其资源禀赋优势嵌入这一产业链，从而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具有的潜在全产业链竞争优势，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我们注意到，俄乌冲突爆发后，在亚洲，虽然有不少企业迁出中国，但并未大规模回流美国，而更多地去到东南亚地区。在欧洲，俄罗斯经济不得不向东看，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廉价油气资源供应方向的改变上。相应地，以俄罗斯廉价能源支撑的工业，尤其是德国的重化工业，因受到成本大幅上涨的严重冲击，甚至难以维持生产，出现了东迁亚洲的现象。
全球生产力布局的这一新变动，既是经济去全球化的表现，又是经济全球化的新安排，它意味着全球产业链并未如美国所期望的“近岸”“友岸”方向变动，而正向欧亚大陆中心方向集中，从而使“一带一路”意义更加凸显。2022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达历史新高，货物贸易达13.8万亿元，同比增长19.4%，高于外贸整体增速11.7个百分点。双向投资也迈上新台阶。2022年，中国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1410.5亿元，沿线国家对华实际投资891.5亿元，二者分别增长了7.7%和17.2%。
2023年10月，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了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11项行动，即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支持建设开放性世界经济，开展务实合作，促进绿色发展，推动科技创新，支持民间交往，建设廉洁之路。在陆路交通方面，我们看到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并开始延入泰国，形成事实上的泛亚铁路，而中缅、中越、中尼铁路相继开始规划。尤其是，经过近二十年的周折，2023年中吉乌铁路终于可以动工共建，这是一条不再经过俄罗斯而通往西亚、中东乃至西欧的铁路，意义重大。可以认为，一旦中吉乌铁路和由云南出境的泛亚铁路建成并相互贯通，欧亚大陆的贸易将不再完全依赖海运。
天堑变通途的结果，使过去“陆锁国”变成“陆联国”，发展的洼地变成繁荣的高地。在海路交通方面，除传统的通过马六甲海峡，经苏伊士运河到欧洲的航线外，随着俄罗斯经济向东看，通过海参崴港和白令海峡的航路将可能开放并实现商业化运营，使RCEP与欧盟的经贸往来有了开通冰上丝绸之路的希望，形成亚洲经北冰洋、大西洋的西北航线。不仅航程较经印度洋航线缩短十天左右，而且将大大减弱过于依赖马六甲海峡和苏伊士运河带来的隐患。
▍新型全球化何以可能：中国对全球供应链网络的重塑
事实上，改革开放45年来，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的理念，早已内化于中国发展之中；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也外化于世界，在影响着世界现代化的总进程的同时，也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已超过美国、日本和德国三个制造业中心之和，其工业化水平已居世界前列，其产业链、供应链已延伸到全球各地。
但同时，当中国以摆脱落后并快步进行工业化的新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时，其意义又不仅局限于“器物”层面的迈向现代，更重要的是，这一世界工厂所带来的制度安排及创新，已开始在制度层面触及到世界的普遍意义。
当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经济奇迹，是国内外多种制度变迁因素耦合的结果。首先，从中国外部看，它是冷战结束所引致的经济全球化制度变迁的产物。投资贸易自由化促使全球国际分工出现了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原来以托拉斯为代表的垂直一体化生产，仅能满足大规模标准化的产品的提供。而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日益繁复的个性化需求产生，创意式的创新生产成为价值链的高端。事实上，全球生产商无不发现一条规律：标准产品占出货量的大头，一般有80%，构成基本收入与现金流，不足出货量的20%的创新产品却往往是主要利润来源。这一价值链与产业链的背离促使发达国家的企业向品牌、技术等价值链高端冲锋，而标准制造业流程由此开始在全球寻找成本更低的外包对象，发达国家的产业出现了向外转移的趋势。
其次，从中国内部看，这是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制度创新的结果。由于制度原因，中国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建立企业以扩大就业、推动经济发展，进而增加包括政府财政在内的收入，具有无比的热情和持久动力。张五常教授认为，区别于西方国家“守夜人”式的地方政府，中国地方政府是“父母官”，是以经营自家公司的办法来经营当地经济，像公司利润唯上一样，用GDP唯上来考核和激励官员的表现。于是，层层承包、彼此攀比、竞相招商，造就了地方经济相互竞争式发展的中国模式，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体制原因。
这一模式的典型，就是以“开发性金融”为代表的开发区建设。在开发区，地方政府建立融资平台，以土地质押为手段融入外部资金，进行“七通一平”乃至标准厂房的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成为招商引资，尤其吸引外资的优势条件。其结果是，上乘的基础设施使中国以一种令人意外的方式获得了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大规模外包的能力。这一过程中，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变迁和中国工业化的制度创新相互耦合，使中国开发区在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中，不仅成为转移的主要目的地，而且成为产业配套齐全的聚集区。
据统计，截至2022年底，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就有232个，至于省级、市级乃至县级更是为数众多。基础设施优良的开发区，为跨国大型企业进驻创造了条件。而跨国大型企业进驻，又为一大批为之配套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客户和市场，并创造出为之服务的生产性或生活性的服务企业，并由此形成了层级复杂的供应链网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层级复杂的供应链网络既是微观经济学意义的制度创新的结果，又蕴藏着进一步制度创新的巨大潜力。
以汽车工业这种我国已拥有主流技术的大型制造业为例，其零部件众多、配套企业众多，但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中国的开发区却把这个行业的“短平快”做到了极致：开发区一般会在总装厂方圆100～300公里半径内形成齐全的配套零部件企业（短）；运输时间通常控制在3～5个小时，即半天以内（快）；零部件直接进入生产线进行总装（平），不仅实现了零库存生产，还可以将流动资金成本压到最低，降低汽车的售价，而且发现问题当天就能解决，减少了生产差错，提高了产品质量并避免了产品召回。由此，以流水线为核心的福特生产方式节省了固定成本，以看板为核心的丰田生产方式节省了流动成本，在此基础上，中国又以差错率低的高质量方式进一步降低了成本，通过成本最小化提高了竞争力。
正是在上述成就的鼓舞下，近几年，中国内地的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产业和企业成长的全方位服务力度。如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地方政府普遍建立了引导基金，对看好的产业，在企业初创期就用股权投资的形式介入其中，扶植其成长，培育聚集产业集群。在打造产业集群的过程中，以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为特点的“合肥模式”和以新能源电池及其配套产业发展为特点的“宜宾模式”成为耀眼的明星。由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在产业层面进行组织化安排，中国再次重现了其超大规模性的独特优势。任何产品只要在中国生产便会是规模最大、成本最低，从而竞争力最强。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超大规模性具有加速迭代与自我强化的能力。这是因为供应链网络一旦形成，规模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供应链网络规模越大，内部节点就越多，相互配套组合的可能性就越大，创新的能力就越强，发展的空间就越广阔。目前在中国发展壮大的这一张供应链网络，不仅覆盖全中国，而且延伸到世界，使中国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41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与之相适应，供应链涵盖的产业越多，其网络弹性就越好，当每个企业都与其他企业互为配套的关系时，会使这一供应链网络中的企业的专业分工更加细化，即使是那些生产非常专门的产品的企业，也能达到世界级量产。在珠三角地区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本人就曾经访问了东莞一家专门生产塑料耳机套的小企业，其产量约占全球的1/3。
中国形成的全球性供应链网络正在决定性地改变着世界经济形态。首先，它使中国超大规模人口资源潜力得到释放。目前，网络平台、电商已直达中国每一个角落，把城市和乡村联成一体，并在向全球扩展，即使最遥远边陲的土特产也可行销全国，直播带货成为一般老百姓“可望又可即”的热门职业。由此，所有闲置的人力资源第一次被全面有效地动员起来了，加入了现代化的进程，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成长的积极因素。
其次，中国的全球性供应链网络产生了海量数据，使大数据、云计算不仅成为迫切需要，也创造了实现的条件，从而推动了包括5G在内的万物互联市场的快速成长。它催生着包括华为在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匪夷所思的大面积出现，并在传统制造业领域迭代出新的技术和产业，甚至开始引领世界潮流，其中光伏产品、锂电池、新能源汽车“新三样”的崛起就是例证。再次，中国这一供应链网络规模对世界（尤其周边国家）产生了“虹吸效应”，形成了“环中国海”地区的东亚制造业聚集区。
2022年，中国钢铁产能占全球的54%，中国的铝产能占全球的60%，中国的石油化工产能占全球的40%。中国基础工业能力的超大规模性具有压倒性优势，不仅造就了无可匹敌的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奠定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而且成为东亚地区对外出口的供应链依托，奠定了贸易顺差的物质基础。对比中国参与的RCEP和美国策划成立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可以清晰地说明这一特征：中国是RCEP和IPEF所有成员国的最大进口来源国，这些国家对中国进口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对美国进口的依赖程度。也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相信，在俄乌冲突的新背景下，以中国基础工业为基础、纵贯欧亚大陆的新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会迅速崛起，因为这是中国超大规模基础工业产业链的上下游的自然地理延伸。
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不仅标志着当代中国已经获得器物层面上现代化的世界普遍意义，而且也展现了其在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对世界的普遍意义。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日益占据中心位置，除经济全球化外，更在于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渐成熟。这一体制的特色充分体现为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政府尤其地方政府对产业的培育发展。
中国的各级政府深度介入产业链的形成，对供应链进行全链条的梳理，打通堵点、克服难点、纾解痛点。这一极具前瞻性的长期战略考虑，奠定了政府全方位、全流程支持产业发展的基础，形成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新型关系，构成“中国模式”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为代表的中国模式，正在影响着现行的世界经济及其秩序安排，在体制和制度层面都展现着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余论
从世界现代化总进程的宏观角度观察，中美战略竞争并不是简单的两国双边关系问题，而是涉及世界经济体系中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对世界经济秩序的不同理念和行动。长久以来，现代化及其相关的制度安排被认为是西方的“专利发明”，形成了涉及现代性“言必称希腊”的范式。只要不合这一范式的其他现代化努力都被认为是不具有现代性的“另类现代化”，甚至是邪恶的。这也是西方观察和评论中国现代化努力的惯用视角。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现代性关乎人类理想，共同富裕是其中的重要追求。以此反观当代世界，可以看到，自二战以来，虽然世界有了足够使世界免于绝对贫困的物质财富及能力，但是却没有创造出能够使世界免于绝对贫困的制度安排。世界之所以关注中国的脱贫攻坚，是因为它不是大学教授的泛泛呼吁以及争辩者的高谈阔论，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1990年，中国的极端贫困率估计占中国人口的66%，到2020年基本为零，这种大幅下降，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是一个经济奇迹。这一经济奇迹背后的制度安排当然具有世界普遍意义。
正是基于这一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制度自信，中国承诺到2035年使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14亿中国人以共同富裕的形式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如果这一承诺如期实现，将极大地震撼世界、改变世界。前所未有的巨大人口以史无前例的方式推进着现代化，将给世界秩序安排和格局的创新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这当然激动人心、令人憧憬，也令人困惑。于是，以中国崛起为代表的世界“现代性竞争”，是一种争夺世界现代化主流的领导权的争夺？还是如同哲学家哈贝马斯所指出的仅是世界现代性以多种方式的展开？前者意味着世界历史单线条发展，有你无我；后者则意味着世界历史在多线条发展中互相促进，共同汇入正在展开着的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总进程。
当前所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时代的洪流已把中华民族推到担当世界历史民族使命的潮头，世界注目着中国在世界现代化总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期望中国对其现代化的实现方式做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理论阐释。
本文为作者为《失衡与重塑——百年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书写的导言，刊于《文化纵横》2024年第4期，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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