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经先生的《“产能过剩”新高度，超过全球需求，什么情况？》一文，这个问题在当下的确值得关注，否则将来总会有负面效应产生：
1、产能与供求之间的关系保持一定比率的平衡，这在经济学里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一般来讲，产能与需求之间的关系保持相对平衡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要求，如果粗略的估算一下，产能不应超过需求的10-15%。当然，这里面涉及的因素很多，但总的来讲，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要求就是这样的——因为这是一个动态的系统问题。所以产能的规模系要有实时的调控，避免宏观的“一窝蜂”和价格“内斗”。 据目前的产业来讲，差异化竞争势在必行——取长补短，各有所长 。
就拿新能源产业来讲，提高服务水平以获得市场的信用似乎更应该得到重视——如果汽车厂商都打折销售，那么“半价之下”消费者还是有半价之下的价格选择：这就是消费者的“最低价格选择”。 也就是说，与其美国加征100%的关税，你打五折销售，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加征关税。与其把钱送给美国，不如提高生产成本中的劳动成本和技术开发的资金投入比例。所以，“一窝蜂”的出口内耗只会有利于进口国。
2、“高技术”和“规模效应”两者之间也是一对相互制约的关系，“优势”和“劣势”也是相对而言的。以当下的中美之间的关系而言，拜登和耶伦并没有看走眼：中国目前的AI技术的研发人员总量超过美国的三倍。尽管美国的AI技术水平仍保持世界第一的水平，但是美国的高端AI技术水平的冲击力并没有在实体经济中发挥促进美国实体经济压到中国的AI产业发展——中国的中端AI技术由于其推广力度远大于美国，所以中端AI技术借助中国完善的产业链形成的“规模相应”被美欧各国认为是对其产生了威胁。新能源产业如此，最近抄的很热的“机器狗”也不例外（中国的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50%左右）。 就目前来看，尽管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和最近的无人机和“机器狗”等产业风生水起。但如果仔细地考量一下，问题也不少：例如尽管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达到100%，但其在欧美市场上依然具有“价格的压到优势”。这样，中国就应该考虑这种“压倒优势”是不是也变成一种劣势了呢？ 也就是说，“廉价”效应未必总是一种优势。
其实，光伏发电和无人机以及“机器狗”要面临的问题也会是这样的窘境呢？一哄而上的结果势必会造成已购的“一哄而下”。所以，我希望，“机器狗”这个新产业不要再走这样的老路——还是要走“各有所长，各具情态” 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中国的技术产品出口首先要考虑的是“市场的针对性” 和实用性，继而增加产品的技术服务收益的的占比。比如，有一种齿轮，国产的虽便宜（利润率只有3-5%），但还是有的需求需要购买德国进口的来替代（德国生产厂家其利润比占到成本的28-32%）。
3、中国的规模效应既是优势，也有劣势的因素。关键是中国的企业怎样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规模效应”还是要遵守供求关系平衡的规律。由此，最近的“机器狗”产业就需要冷思考：一是应用的范围（性价比）；而是动力持续性问题；三是“机器狗”上路的问题等等。
对于无人机，尽管我们已经可以很好地操控上万架无人机在空中表演出绚丽的图景，但是在国民经济应用领域仍然没有看到农业、地矿勘探、森林防火、应急救援和防疫等领域发挥普遍的重要作用。光伏发电的“储能”问题仍然是稳定持续的利用能效的难题。也就是说太阳能的利用，还可以电能和热能等能源相互转化补充和利用，以提高投资的费效比。在经济领域中不能一味地强调“高大上”，“经济适用”才是产业的最基本要求——这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结合自己的国情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进而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的需求。
4、中国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资本不是在促进国民经济，而是在“股市套现”——郎咸平先生就说过：尽管我是金融经济学家，但我从来不接触这种“套现”的东西。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民间的资本在推动国家科学技术发展中所占有的比利时很高的。很多国家需要的科技项目中，民间资本的投入占比是很大的。这一点，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发达国家的教育、民企的创新发展的资金来源也都是民间资本起着关键的作用。
我们的工程机械和高铁，尽管有了“今非昔比”，但是还是有些方面要依靠进口——尤其是材料。日本可以向中资企业提供全套设计图纸，但是涉及的制造工艺却只提供“工艺技术指标”，不提供制造工艺的技术措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供制造工艺的技术措施”作为一种“技术诀窍”是保密的（绝不外传）。
ASME的EUV光刻机也是如此（ ASME的EUV光刻机之所以受美国的约束，就是因为ASME的EUV光刻机中含有大量的美国技术专利许可限制）。所以，林毅夫先生最近提出的“加大资本投入”来改善和提高实体企业的生产水平的建议，就是希望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走向“新质发展”的新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声誉，提高中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进而扩大内需和外需的规模。也就是说，提高中国制造的技术和经济效益水平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最重要的“内生动力”。
5、中国的股市必须脱离“市场套现”的弊端，政策转向支持“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 的积极性。进而促进包括所有民营企业在内的 “提质创新”的内在禀赋水平。也就是说，要有系统的观念 来看待素有生产要素中“体制创新”的能力。把物质消耗所产生的利润更多地转化成“非物质创新的能力”。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早就告诫了我们：“基本生存产生的矛盾都具有对抗性。”所以，任何“负债消费”都是非理性的，不可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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