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有百年变局演进、内有新旧动能转换，是理解中国经济政策和运行状态的一个重要底层逻辑。”2024年12月11日，在以“科技金融，向新求质”为主题的2024第八届金融发展论坛上，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说道。
管涛表示，外有百年变局演进主要是中美关系。“2023年，中国在美国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为13.7%，占美国的贸易逆差还有四分之一，对比日本在美国贸易失衡中的地位变化，未来中美之间的变化路远且长。”
“内部来看，中国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摆脱对房地产与债务的依赖”。管涛强调，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政策没有无痛的选择，改革没有终南捷径。
9月24日以来，政策密度较高，包括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政策、提振资本市场信心的措施以及地方政府化债的举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金融街论坛上也解释了近期政策的主要考虑，就是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主要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物价低位运行等，经济运行需要实施较强的宏观总量支持政策。同时，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与挑战，主要是房地产与资本市场，此外，中央银行从审慎的角度，观察、评估金融市场风险，并采取适当的措施阻断或弱化金融市场风险累积。”因此，管涛强调，近期中国经济政策转向的主要原因并非美联储超常规降息，完全是基于中国经济运行中面临的挑战作出的选择。
管涛强调，未来中国经济的前景既取决于一揽子增量政策的规模及其实施效果，也取决于相关改革的推进情况。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仍处于发展机遇期。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超万亿元的投资需求和近2000亿元的消费需求。
“投资与消费需求无处不在，关键在于如何将需求潜力挖掘出来，以及这些需求，到底是市场来满足还是政府来满足，政府现在的支出到底用于基建支出还是民生支出，政府花钱究竟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花钱，政府花钱到底是发一般政府债券还是特别国债或者地方政府专项债，这些都需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来实现。”管涛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9日召开会议，指出明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等，市场对于2025年赤字率的提高有了更大的期待。
“财政体制是财政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之一。”管涛强调，理顺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必须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那么，如何来应对当前的挑战？管涛表示，核心在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就是要以大循环为主体。当然，这一方面不完全是靠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解决，更多是通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及完善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来实现。大市场不仅要带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还要惠及其他国家的增长，过去我们的产能输出是以商品输出为主，未来还要发挥资本输出的作用。”
管涛还认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一个抓手。从短期来看，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培育增长新动能，以对冲旧动能的下降。从长期来看，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有助于尽可能长时间维持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在一个中高速平台，维持经济的追赶势头。
“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都是发展和转型中的问题，并不能够速战速决，我们要有信心和耐心，更要有将压力转化为动力的决心和勇气。”管涛总结道，经济运行面临的内外压力加大，是近期宏观政策转向的重要背景。需要克服速胜心理，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打好政策“组合拳”。增量政策的刺激效果离不开相关改革的加持，要用争取到的时间坚决地推动结构性改革、结构性调整。
“不确定性是最大的确定性，预案比预测更重要，各方应该在情景压力测试情况下有备无患。”管涛最后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