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二元对立的蜗角之争，认真谈一谈消费拉动与投资拉动的关系。
看完这篇文章之后，相信你们会明白，消费拉动和投资拉动从来都不是对立的。
一、提消费拉动的客观背景
为什么消费拉动会突然被提起，其根本原因在下面两点：
1）传统出口贸易受国际形势影响（包含中美贸易战、欧美低端产业向印太框架转移、欧美自身消费低迷等多重因素），导致国内生产过剩
2）土地财政走到末路，地方财政枯竭，需要新的税源来补充地方政府的收入
因为出口受阻，原先沿海大量走向出口的产能需要一个新的消化腹地—这是企业端支持消费拉动的底层逻辑。
同样，沿海出口产能过剩，工厂生产低迷，传统的增值税环节锐减，同时土地财政走到尽头，这导致地方政府税源匮乏，需要一个全新的税种来补财政窟窿—这是政府端支持消费拉动的底层逻辑。
作为一种间接税，增值税与生产企业订单的旺盛与否直接相关。
生产蒸蒸日上的时候，增值税就源源不断，生产陷入低迷时，增值税就随之锐减。
为了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当间接税和卖地都发不起力的时候，直接税就会成为一种补充的考量。
而直接税里，类似于房产税、遗产税等存量税，由于具备相对高昂的征收成本以及潜在的阻力，所以消费税这个相对温和的流量税则成为了地方财政创收的突破口。
理解上述逻辑，就能理解“消费拉动”在当下被呼吁的客观背景以及其相对的合理性。
但我们同时也要知道消费拉动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消费拉动一定要跟投资拉动对立起来吗？
二、消费拉动的边界
抛开感性的加码，消费拉动最底层的目的就在于解决生产过剩与地方政府收入这两个点上。
当然，推动消费拉动人不会把话说得这么明白，肯定得将其与“给底层发钱”这种话术绑定在一起。
消费拉动，其本质上是与消费税绑定在一起的，没有此种绑定，政府与社会是难以对此达成共识的。
企业卖出更多产品，政府从消费中获得更多的税收，有此双赢，才有消费拉动的动力。
要理解消费拉动的边界，就要看清当下到底是哪些区域存在上述两个问题，同时也要结合不同区域自身的特点，来判断消费拉动对其的影响。
首先，中国的基本经济结构是什么？与欧美的产业空心化不同，中国是一个生产制造的大国。我们的消费端属于一部分在内，一部分在外。
要最大化消费拉动的效能，需要将消费的大头绑定在国内，或者对出口商品征收消费税（这一点显然是有难度的），否则，如果消费的大头停留在海外，则消费拉动所能带来的社会效应（即转化的消费税）是有限的。
其次，消费拉动与消费税组合，最终受益的是消费富集的区域，而中国的产业分布，决定了消费拉动的局限性。即有些地区生产富集，但消费不在本地，这就使得消费税对当地政府的财政没有多大的提升，甚至倘若用消费税取代增值税，反而加剧这些消费欠佳地区的财政透支，进而加大区域的贫富分化。
今年，中央在高层会议上提到过要推动消费税的试点。我看网上很多大V就开始兴奋了，高呼以增值税为代表的间接税的时代要终结了。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流量贩子心态。
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一刀切地取消增值税这个间接税种，将其转变为消费税这个直接税种，那么对于我提到的上述的生产富集但消费不在本地的区域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
这显然是不符合国家当下平衡区域发展的大战略的。
那么消费拉动在当下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其实就要看此次消费税改革最核心的要点，即央地分税。
众所周知，消费税一直是百分之百上缴中央的，这与五五开的增值税不同。
而此次消费税改革，首次提到消费税的央地分成—这其实才是这次改革最核心的内容。
说白了，其改变不在于增加税种税目，而在于中央给地方让利。特别是给沿海以进出口为主体的城市让利。
这其中的原因有下面几点：
1.沿海进出口业正在经历结构性调整，传统的对欧美贸易在萎缩，新型的一带一路贸易体系在成型。在这个中转期，大量企业遭遇困难，随之地方财政也面临税收缩减的问题，此时将中央独享的消费税分一杯羹给地方政府，其实就是给他们一个缓和的空间。
2.沿海城市普遍经济发达，具有更高的消费力，在这些区域试点消费税，税收基数是足够的。
而消费税试点，对于正处于大量接收产业转移的内陆区域来说，就不一定适合。原因如下：
1）产业富集，消费在外，如果把税收大头变成消费税，那么其实会降低当地政府的税收，增加中央转移支付压力
2）内陆区域消费能力不如沿海，而且内陆地区往往存在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比如成都省），消费分布是畸形的，强行把增值税转为消费税，势必加剧区域的经济差距
所以消费拉动的边界在哪？我认为实事求是地看，在生产过剩，消费富集的沿海以出口贸易为主导的城市。对于这些区域当前面临的严重的出口结构转型困难期，中央以分享消费税的方式，给地方政府注入新活力，刺激其消费。
而对于正在不断接收产业转移的内陆，则应当保持投资拉动的传统模式，以增值税为基础，对于其区域内一线城市可以试点消费税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但绝对不能做得过于奔放。
三、投资拉动与消费拉动的税政逻辑
投资拉动背后是增值税体系，因为投资下去的产业在地化，而增值税是在地化地补充税源，所以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绑定关系。投资拉动所带来的产业，以及在地化对于产业投入的成本进行央地五五分账的回收，直观地收回了投资的成本。
这对于仍然需要政府牵头注入产业的区域，投资拉动以及其背后的间接税体系，自然是不宜改动的。
消费拉动背后是消费税体系，地方政府刺激消费的目的最终还得是充盈自己的税收。对于生产过剩正待对外转移，而消费富集但税收被中央完全抽走的区域，消费税与消费拉动的组合，则可以在短时间缓解地方财政的压力。
理解上述两个逻辑链条，那么我们在看待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辩证客观。
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是非常明显，这种明显是结构性的明显。有些区域缺乏产业，缺乏就业，人口大量向沿海转移，那这些区域就仍然需要投资拉动去盘活其经济底色；有些区域，生产富集，但消费在外，本地无法完全消化其产能，所以消费拉动对于投资拉动的取代就不能过于激进。
互联网上围绕直接税与间接税的争端，属于听着热闹，但实则都是浮于表面的理念之争。抛开现实环境的约束，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真正的道理，必须在实践中，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去彰显。
就中国当下的经济结构来说，间接税是不可能被直接税完全替代的，两者之间会处于一个长期的共存之中，所以网络大V们没必要搞“消费税替代增值税”的宏大叙事，这的确略显尴尬。
四、羊毛从何而来？
消费拉动有一个核心的底层需求，那就是刺激消费的钱从哪来？给底层发钱，那么这钱是由企业买单还是由政府买单？
对此，无脑网左们会说，把资本家挂路灯，钱不就来了吗？
但现实有那么单纯吗？在企业因为生产过剩而萧条，老百姓因超前消费而透支的当下，普遍的黄世仁与杨白劳的关系是不成立的。
务实地说，企业困难，老百姓也困难。而在这种基础下，消费拉动的引子从何而来？
其实此次的税改已经给出了相应的答案，那就是地方政府从中央分到的消费税。
按理说，在中美博弈局势严峻的当下，中央分享税源给地方，对于其用于战备的转移支付来说是有一定负面影响的。但奈何外贸转型对相关地区的压力太大了，此时如果不安抚人心的话，很多工作反而是没法继续进行下去的。
所以，我从来都不像网络上某些大V一样，非要用一种宏大叙事的口吻去描述消费税改革。我认为它本身就是应对当下困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只要中国的产业仍然是以实体为主，仍然没有出现欧美那样明显的空心化，那么消费税就不可能完全取代增值税，直接税也不可能完全取代间接税。
羊毛从何而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需要辩证地去看待的：
1）对于消费富集的区域，中央将消费税让利给地方，就是解决羊毛来源问题的一种方法。
2）而在欠发达地区，要解决其经济问题，仍然需要按照投资拉动的老路子来创造出新的业态，创造出新的就业人口。
3）对于出口退税，便宜老外消费的那部分，可以作为国内消费的补贴，这种事情我们之前又不是没有做过（08年的彩电下乡），但此种行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前提，那就是国内的市场能够相对完整地消耗掉这部分本属于出口的产能。
特别是第三点，其实很多人在提，包括翟东升老师，包括温铁军老师，从夯实内循环的角度来说，它无可厚非。只不过产能内转的覆盖率是一个定量的问题，不能光谈情怀。现实点来说，出口仍然是要做的，这不仅是消耗产能的现实问题，也是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远离鹰酱另立山头的基础。
所以，我仍然认为不能过于猛烈地转向内循环，而是像粮食进出口那样，将欧美市场的出口份额平移到内循环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新外循环两个方向。
这样就要求我们的企业家审时度势，及时调整自己的营销策略，切莫继续趴在欧美的残骸上哭丧、埋怨现实。做生意从来都不是单纯地在商言商，而是要懂政治，懂历史，懂人心，更是要能够把握住趋势，看清楚道义之所在。
就好比都在抱怨国家没有给民企发钱。但实际上，我司今年光从技改、数转改以及研发抵扣上就获得了大量的补贴。
中国的很多企业家就是做人不太实在，明明从政府那里拿了不少好处，但转过头去就各种又哭又闹，一点都没有中国文化的君子之风，倒是把犹太人那套斤斤计较给学到骨子里了。
同样，国家投资拉动，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战略安全的考虑。把川渝地区打造成全产业链的大后方，把新疆这个农业大后方打造出来，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跟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一带一路的西出打下坚实的后方基础。
上述考量，本身就具备其合理性，但常年被新自由主义污染和影响的中国学者与企业家们，总是拿不掉思想钢印，跳不出自身的局限性，确实是需要接受一些新的思想了。
就像观察网这样有着新锐思想的平台，对于我个人的启示是终生受益的。如果能跳出左与右的无聊之争，真正进入唯物辩证的思考领域，那你们兴许能发现，观察者网真是个好地方，这里总会藏着一些意想不到的予人启示的金子。
五、如何看待直接税？
直接税与间接税之争，是当下一个热门的话题。
当然，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国家对于两者是物尽其用的。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却都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前提，那就是尽量在增量中做文章，对于存量则是小心翼翼，控制步伐。
张捷对于直接税的批判，其核心落点在于我国产品的消费端在外，像消费税这样的直接税会导致大量的税收收不到，只有间接税才能在产品离境之前完成税收。
当然，张捷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因为我们出口存在退税的情况，所以其实大量出口商品的间接税也算是没有收到的，变向地补贴了老外。
但能因此全盘否定张捷的观点吗？我认为不能。
因为直接税最核心的问题隐藏在执行税收的环节，特别是对于存量资产的征税，其征税的成本往往是极高的。
这种成本的高昂不在于技术层面，而在于人心层面。
毕竟已经放在碗里的东西，谁又愿意轻易拿出呢？所以西方社会所谓的直接税，往往被有钱人钻了空子，让底层的慵懒之辈占了便宜，最后剥削广大的中产阶级，进而造成了整体社会的消费低迷。
此外，当你需要通过增加N个政府部门来解决存量直接税的增税问题时，增加部门所产生的成本，也许已经覆盖掉可以征收到的税额。那么此种征税行为，除了有一定正面的政治意义之外，其经济意义就荡然无存了。
当然，直接税的理念还是要继续宣传的，因为政治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只不过我们在践行理念的时候，应当有实事求是的精神。王莽改革的教训历历在目，上古儒家均田的理念放到今天绝对是标准的共产主义，但为何最终事与愿违，逼得地方豪强们强推位面之子呢？
羊毛总归是要出在羊的身上，所以全民普遍性地发钱消费，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而温铁军老师对此显然看得更加明白，所以他从始至终都在强调一次分配，即通过乡村振兴，本质就是继续利用投资拉动（当然，温派也在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引入民间资本）来做大蛋糕，进而做大消费，也可以一定程度缓解国内过剩的产能（当然，按照温老的说法，还有过剩的，无处安顿的资本）。
就这点而言，温老经常被网左们打成引资本下乡搞土地兼并的恶人—这其实是有失公允的。只能说这个客观过程存在土地兼并的风险（这点我在《再谈谈我对卢温二人的批判》一文中也做过批判），但不能因此否定温老的初衷以及此种行为对于解决中国当下经济问题的实用性。
我认同卢麒元心心系苍生的理念，但政治归根结底是需要务实的，理念归根结底是需要入局表达的。
六、投资拉动与消费拉动的辩证统一
经过上面的论述，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能够辩证地看待投资拉动与消费拉动的关系。
其实，无论是投资拉动还是消费拉动，其最终都是服务于市场的繁荣，政府税收的丰盈。
只不过，对症下药而已。
欠发达地区当然需要持续的投资拉动，需要持续的转移支付，不然没有产业，没有就业，人都跑到沿海去了，那这些地方还发展个毛线。
消费富集之地当然可以来一些消费拉动，毕竟大家消费能力本来就不差。国家都下场兜底房地产了，到时候廉租房、人才房多搞一些，解决一线城市移民们的住房问题，安心工作，安心消费，何乐不为？再说消费税都让利给地方了，地方政府有消费税可以收，刺激消费的积极自然会上来。
所以，投资拉动与消费拉动在中国这个经济发展差异极大的地方本身就是辩证统一的。能将其对立起来吵架，只能说袁隆平院士还是把网友们喂得太饱了。
当然，这也是人类的共性，总是困在局中自说自话，把自己的局看成天下人的局。把适合于自己的理念，强行加诸在他人身上。
只能说，唯物辩证的思想教育仍然是任重道远。
学者们执着于理念之争，网友们钟情于情绪输出。但真正的政治家，企业家，则要实事求是地看问题，不能被这两撮人给带偏了。毕竟，打嘴炮的风险很低，但做实事的容错率就非常具体了。
最后，我相信即便是写完这篇文章，也一定会有网左和串子给我扣精神资本家的帽子。对此，我已经无所谓了，毕竟饭圈那套比这里魔幻多了，我自诩为经历过原撸大战，参与过原神4.8散兵节奏的人，对于这些蜗角之争，并没有太大的新鲜感。
中国的文化讲究的就是一个“人要自救”，苍生若不自救，苍生若不自觉，那又如何能得正果？
欧洲对于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告诉我们一个血淋淋的现实，那就是，任何社会，任何组织，都不应该去将就驴马烂子。我们只能授人以渔，剩下地只看其自己的觉悟，也就这样了。
戏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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