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明睿 / 文 金融业从来没有停止过创新，但从历史上来看，大部分创新成果都是服务于商业机构的专业工具，与大众没有直接关系。大多数人去银行不是要开立信用证，也不会交易石油期货。直到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普通人与金融系统打交道，大体上还仅限于在银行办理存款、房贷业务。相对较少的一部分人会涉足股市，将此作为在房产之外的另一种主要投资渠道。
但在此之后，在已现代化的社会，甚至在一些欠发达国家，渗透到大众之中的金融创新开始多了起来。中国老百姓有切身体会并且习以为常的移动支付及在线理财，是金融科技的代表性例子。在一些监管宽松的国家，加密货币方兴未艾，市场一直大起大落但从未沉寂。更为严肃的央行数字货币理念，最近十年引起了全球主要经济体政策制定者的浓厚兴趣，多国纷纷启动研究和开发，中国等进展较快的国家已开始落地试点，让纸币、硬币之外的这种新型官方货币形态走入普通人的生活。
这些新生事物的潜在利弊及对社会的影响，显然应当引发各国决策者及创新所触达的公民们的认真思考。对中国有深入了解的著名货币研究专家、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埃斯瓦尔 · 普拉萨德面向普通读者的《金钱的未来 : 数字革命如何改变货币和金融》一书，在详尽介绍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做了全面阐述。
金融科技
与很多新词汇一样，” 金融科技 “（Fin-Tech）的外延并不明确。若只用其来指代近十几年来因互联网和数字终端普及而兴起的几种金融业务模式，似乎有点狭隘。20 世纪下半叶银行业用计算机中存储的账目数据取代纸质账簿，可以说就是金融科技的一项里程碑。商业银行的客户对此可能感知不强。但另一项重要科技产品普通人都很熟悉，那就是自动柜员机。
然而，这两项科技创新很难说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变。信用卡及其背后的支付网络所引入的改变则要大得多。对上世纪发达国家的民众来说，使用信用卡在境内甚至境外各种消费场景中付款的便捷和安全，堪称前所未有，也是后来其他支付手段难以匹及的。
中低收入国家能享受到信用卡服务的人不是没有，但总的来说只是少数。信用卡不是说开就开，银行为了尽量避免持卡人违约造成的损失，需要认定信用卡申请人有足够的资信，而这需要根据收入、职业等信息来综合判断。直到本世纪初，按照银行业传统的业务标准，发展中国家里的大部分人都还不符合发卡条件。不少人甚至没有以存款账户为基础的借记卡，基本上只能一直使用现金支付。这就给新兴科技变革人们的支付方式留下了口子。
当然现在我们早已知道，移动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结合是填补这一空白的利器。支付宝从最早依托于电脑的线上购物支付服务，在智能手机上顺理成章地变身为移动支付工具。微信也随之跟上。接下来的故事已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但不被太多人所知的是，中国的主流支付平台既做到了容纳极大的并发交易量，同时又建立了出色的风控系统，把欺诈率保持在了罕见的低水平。中国借此成为移动支付应用最为广泛和深入的国家。在美国，ApplePay 和 Venmo 等支付服务也已颇具规模，还出现了 Stripe 这样主要服务于企业的支付后台技术提供商。而在印度，政府出面建立了面向全体公民，基于生物识别技术验证身份，开放统一支付接口的公共数字基础设施，允许经过审核的支付服务提供商接入，让它们可以服务于公众客户。
不过，移动互联网与智能手机都不是移动支付的必要条件。2007 年，肯尼亚出现了基于功能手机和短信的移动银行服务。该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推出的这项名为 M-PESA 的服务，允许手机用户在其合作网点开立账户并存款，手机号即账号，账户受存款保险保护。对另一手机号发送特定格式的短信，即可转账给该号码的用户，既无需亲自去银行办理业务，也不依赖互联网。非现金支付就此在肯尼亚流行开来，人们还通过 M-PESA 来领工资、缴纳水电费，不必再像以前那样排起长队。该项目推出十年之际，肯尼亚还只有不到两成的人能够上网，但几乎所有家庭都用上了 M-PESA。该国的金融服务覆盖率在 M-PESA 诞生前只有 27%，2019 年已提高到了 83%，金融普惠化可谓翻天覆地。
对支付服务提供商来说，跨境支付构成了最大的挑战。向海外汇款一向以费用高、耗时长而著称。这是因为资金跨境流动需要同时满足两国甚至多国的监管要求，并可能涉及数家金融机构，流程中须反复接受反洗钱、反恐怖主义和外汇管理等方面的审查，经常要几天才能完成。在此期间汇率难免有所变化，为了避免因汇率波动造成自身损失，经办机构必须收取较高的费用，以此作为一种 ” 保险 ” 费。有些从欠发达国家赴他国打工的工人将收入汇给国内的家人时，不得不支付约 8% 的费用。目前已有一些新型机构致力于解决这些难题，有的建立标准化的支付协议和网络平台，邀请不同国家的银行加入，通过这一平台在会员银行之间做到最快几秒内的国际支付结算；有的自行储备多种外汇，自己承担起类似于做市商的职能，绕过传统外汇中介，在节省时间的同时减少外汇风险，进而压低费用；还有的专注于细分市场，通过打包处理等方式化解留学生支付学费的困难。
在支付领域之外，金融科技也能帮助到很多无法从商业银行获得信贷的借款人，如小微企业和个人。银行必须对公众的存款负责，因此面临较为严格的监管要求。并且银行出于自身的经营管理模式，对于每笔贷款收益不高的借款人不可能花费太多成本去调查研判其未来收入现金流所能支撑的实际还款能力，并在贷后管理工作中对其实施全面高效的监控。所以，银行通常会要求借款申请人提供足值抵押品或其他担保方式。在提供不了担保的情况下，如果申请人信用记录尚可，银行可以基于此给予极其有限的贷款额度，但若信用记录不佳，只能将其拒之门外。
这些融资需求在银行那里得不到充分满足的主体，正是由科技武装起来的新兴金融机构瞄准的对象。与传统银行不同，这些机构往往不会广开服务网点，从而能节省大量经营费用。其中有的是持牌的银行业机构，但主要接受线上存款；有的则根本不从公众那里获取存款，而是以私人投资者和机构为资金来源。它们共同的特色模式是以大数据为基础，部署机器学习算法来判断借款人的违约风险，最终做出审批决策。此类新型金融机构不仅出现在了欧美，也出现在了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在中国，蚂蚁金服旗下的网商银行最具代表性。靠阿里系企业的电子商务和支付业务积累的海量数据协助，网商银行为数以千万计的小微企业提供了贷款，审批速度比传统银行快数倍，部分场景下审批全程由算法判断，无需人工介入，一秒内即可获得审批结果。在这样的高效率下，网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仍然明显低于传统银行。蚂蚁推出的消费金融产品 ” 花呗 ” 也与阿里系的支付宝、淘宝、天猫等相协同，利用大数据和算法向个人小额授信，同样实现了较高市场占有率和较低不良率的结合。
原本就坐拥大量数据的保险业，也顺理成章地用上了大数据加人工智能的技术。除了引入支付等领域的新类型数据以进一步加强精算的准确性，以及用机器自动审核承保、理赔等事宜，有的公司还向客户提供用较低保费换取其使用指定设备以提供更多信息的选项，有效地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
金融界一直以来有种说法，监管总是跑在创新的后面。对于金融科技，这句话很多时候也适用。但有些监管当局已开始化被动为主动，设立 ” 监管沙盒 “，在不影响金融系统整体稳定的前提下，允许当前监管细则尚未覆盖的新业务模式在小范围内开展试点，评估试点期间的情况后，再制定正式的法规，并放开经营范围。
加密货币
加密货币的故事从 15 年前比特币诞生起已被一再讲述。舆论界有的声音断定它前途无量，有的则预测它将和历史上的郁金香泡沫一样在数年间无可挽回地破灭。公允地说，最极端的乐观和悲观预测都未实现。而在加密货币的密林中，比特币仍然一枝独秀，数次似乎接近崩盘，但又每每反弹回高点。
比特币仿佛金身不死的历程，让拥趸们期待它就像中本聪的设想和本书书名所说的那样，成为全世界货币的未来。早期的狂热过去后，观察家们对此已经有了更为冷静的判断：理论和现实都表明这极不可能。
首先，全球性的货币体系需要满足数以亿计的市场主体每日的多笔交易需求。但比特币繁重复杂的 ” 工作量证明 ” 设计使其平均每秒只能处理可笑的寥寥 7 笔交易。而这已使比特币节点网络的用电量超过了一些小国。为激励节点网络确认一笔交易所付的费用不菲，折合成美元的价值随交易拥堵状况和比特币价格上下波动，有时高达几十美元。
其次，任何货币要想被广大人群自愿使用，都必须保持价值基本稳定，无论其价值是以消费物价指数来衡量，还是相对于具备此特性的其他货币。没有人希望每次领到的工资的实际购买力都与前一次有不知或正或负的几十个百分点的差异。以世界任何主要货币来换算价格都总是大幅起伏的比特币，自然不满足这一要求。一蹶不起的其他加密货币更是数不胜数，其中不少还涉嫌欺诈。
第三，比特币为其爱好者所热衷的去中心化，独立于现有金融体系，不被任何国家或金融机构所 ” 操纵 ” 等 ” 优点 “，其实对普通人来说未必有多大好处，反倒可能带来很多麻烦。银行卡正因为受到国家的监管和银行的保证，丢失后可以挂失重制，信用卡被盗刷后有救济渠道，借记卡中的余额在持有人突然去世后也照样能被继承。比特币钱包的密钥则完全由用户自行保管，一旦用于记录的载体损坏或丢失，相应的比特币将彻底无法找回。据研究人员估计，已有数百万个比特币如此永久遗失，按照近来的价格相当于千亿美元级别的损失。此外，比特币交易不可逆，意味着账号被盗或交易出现纠纷时没有任何办法追回款项。有很多人将比特币存放在交易所，这种情况下风险只是转移给了交易所，并未消失。比特币的历史上已发生数次黑客攻击交易所，盗取比特币及其他加密货币的事件。
最后，包括比特币在内的诸多加密货币所标榜的匿名性，可以说只在理论上存在，用于实际交易时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实名化。试想一下用比特币网购的场景。无论购物平台多么可靠，买家必须提供收货地址，而这就会将这项个人信息与其比特币钱包地址联系起来。假如将比特币存储在交易所或其他某种中介处，通过中介来支付购物订单，那也只是将身份泄露问题转到了中介那里。事实上，当今的比特币持有者通常并不购物，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交易所开有账户，以便在比特币与某种法定货币之间兑换。而法定货币从外部金融机构的账户转入交易所，就是另一种关联个人真实身份与比特币钱包的线索。考虑到区块链上所有的交易记录均永久保存，可无限追溯，即便有比特币用户能够神奇地做到在与真实世界的互动中不留下任何痕迹，他的身份一旦从其他渠道泄露，也将无法逆转。转账至一个新的钱包只会让人知道新钱包也与他有关，解决不了问题。这么看来，比特币作为货币被鼓吹为 ” 优点 ” 的种种特性，要么不是真正的优点而更像是缺点，要么是不知能用来消除传统金融体系中什么弊病的古怪方案，换句话说就是一堆在寻找问题的答案。
比特币的这些问题被人注意到后，一些新的加密货币方案被设计出来，旨在解决上述问题中的一个或若干个，例如用大大节省计算资源的 ” 权益证明 ” 来取代 ” 工作量证明 “，为交易并发量扩容。但似乎尚没有哪种加密货币做到了全面成功，而且解决方案自身大多也会引入新的问题。
在各种做不到完美的加密货币中，试图靠锚定美元等法定货币解决价格波动问题的稳定币是近年来颇为流行的一种。这类加密货币的发行方一般公开宣布以至少 1:1 的比率持有某种法定货币或该币种的国债等安全资产，以此为抵押发行自有品牌的稳定币。普拉萨德认为稳定币不是真正的货币，只是一种交易媒介，缺少计价单位和价值储存这两种基本功能，后两者实际上还是由其背后的法定货币所承载。有的稳定币还被市场怀疑是否真的有足额货币储备支撑。
假如稳定币或其他类型的加密货币未来能够作为交易媒介被持续使用，背后的区块链技术也支持的话，参与的主体可以编程创建智能合约，在无需第三方裁定并对违约者实施惩罚的情况下，由算法根据预设条件自动执行。但因为区块链不能直接关联真实世界中的事态，智能合约的用途和规模还很有限。
除了自身具有的缺陷，加密货币面临的最重大问题是政府监管，首当其冲的就是其匿名性设计。各国出于防范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等原因，要求银行监控其中流动的资金，以免有人为不法活动输送资金，或来源不正的资金经过银行体系被 ” 洗 ” 为合法财产。这要求经手资金的机构遵守 ” 了解客户 “（KnowYourCustomer）原则。匿名性显然与此有根本矛盾。使用加密货币甚至原则上可以不依赖任何中介，完全游离于监管之外。而这正是比特币的基本设计思想。迄今为止，已有多个国家对加密货币实施不同程度的管控。中国禁止了加密货币交易，印度也有意仿效。主要的几个发达国家立场比较宽松，但也规定，市场机构如果将加密货币作为金融资产持有，就必须接受税务和反洗钱、反恐怖主义法规的约束。美国还因为毒品等非法物品的交易问题，捣毁了使用比特币，名为 ” 丝绸之路 ” 的暗网市场。2019 年，脸书发起了稳定币项目 Li－bra，但因为其设计不是基于单一国家货币而是一揽子主要货币，可能导致绕过监管的跨境资金流动，对各国货币和监管主权形成了威胁，所以遭遇了几大经济体监管当局的集体反对，最终告吹。有少数几个国家发起了基于区块链的官方加密货币，但噱头性质明显超过了实际需要。
受以上种种问题所累，加密货币的未来不会如其支持者所设想的那么辉煌。
央行数字货币
货币与国家在历史上一直有着紧密的关系。尽管在一些特殊时期的小群体中曾自发演化出未经官方认可的交易媒介，但三大功能齐备，得以在更广大的社会中流通的货币，身后都有国家权力的影子。贵金属时期的官方铸币就是例证，如今由央行和具有特许权的商业银行组成的货币体系更是如此。民间发起的加密货币所试图打破的，正是法定货币背后的国家垄断发行权，大多数货币主权稳定的国家因而不会给予官方支持，至多只是容忍其存在。另一方面，多国央行并不只是被动应对，也有主动出击的战略设计，那就是央行数字货币（CBDC）。
如果顾名思义地把 CBDC 解释为央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官方货币，那么其实批发型的 CBDC 早已有之，那就是银行持有的存款准备金。数字人民币等新事物则属于零售型 CBDC。
零售型 CBDC 可以简单理解为数字现金。在大部分人都拥有智能手机的时代，同样是央行货币，持有 CBDC 比纸币或硬币要更方便。而相较于银行存款或存放在金融科技产品中的余额，CBDC 直接位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无需担心发行机构的安全性。零售型 CBDC 能促进金融普惠，让由于地处偏远等原因在银行开户有困难的公民也能享受到现代化的金融服务。在商业支付网络出现故障的情况下，CBDC 作为备用的支付手段也可以立即扩大使用，协助经济继续运行。
经济学界讨论了 CBDC 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潜在功用。根据当代宏观经济学，衰退期最优的政策利率可能为负。事实上在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中，欧元区和日本等经济体的央行就对金融机构实施了负利率。但因为人们可以持有利率实际为零的实物现金，负利率很难传导至实体经济。如果 CBDC 广泛取代实物现金，负利率原则上就能直接实施，在人们的 CBDC 余额中定期扣减而非加上利息即可。但这很可能是政治上的一剂毒药。让人们的储蓄数字不增反减，在平时就足以令人反感，在他们因为经济衰退要节衣缩食时这么操作自然更是会引起众怒。所以，通过 CBDC 实施负利率恐怕不是个好主意。不过反过来说，CBDC 账户肯定能用来向民众直接发放各种补助。这么做不仅可以节约行政成本，也有助于防范腐败和欺诈问题。
零售型 CBDC 如此有益，似乎应当尽快向全社会大力推广。然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当局都没有大干快上。数字人民币公开推出五年后仍在试点进程中。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央行也已研究多年，却还没有付诸实践的明确态度，观望气氛浓厚。各国谨慎推进的原因较为复杂，也不乏各自特殊的考虑，但一个共同而重要的因素是担心引发金融脱媒。也就是说，各家央行都不愿看到 CBDC 迅速而全面地取代银行存款成为人们主要的储蓄去处，短期内激烈冲击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颠覆现存金融秩序。
回过头来看，实务中在可预见的未来能有重大突破的，反而可能是批发型 CBDC。前文已经提到，跨境支付是支付行业的一大痛点，困难主要在于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各家官方、商业机构之间在每一笔具体业务的监管和安全上的互信。目前多环节处处核验的做法，是为追求安全合规而牺牲了时间和成本。既然不存在跨管辖区的中央裁决者，各方如果要缩短支付链条以提升效率，就必须通过别的办法实现安全互信。结合了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的 CBDC，恰好可以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书中讲到，2019 年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泰国银行开始合作研发以此为基础的 ”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 ” 项目，2021 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和阿联酋央行加入其中。本书出版后这一项目又有了进展，各家央行联合参与试点的多家商业银行完成了包括数字人民币在内的几种 CBDC 的点对点真实交易测试，系全球首例，最快在 7 秒内完成一笔支付，交易成本降低至少一半。
CBDC 的发展说明，创新并非由商业机构所垄断，官方机构也能做出贡献。可见当下的确是个令人兴奋的金融创新大时代。然而创新在助推普惠金融和提高效率的同时，也给金融秩序带来了挑战。市场竞争已然加剧，传统金融机构受到新生对手的冲击后，不得不学习并尝试跟上。监管当局既不想扼杀创新，又要确保金融系统稳定，于是面临着复杂的权衡。大国突飞猛进的金融创新可以经由互联网穿越国界。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会发现，自己的一些国民已经借此绕过监管或物理上的障碍，触及海外的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开始使用美元等国际货币。对那些治理不善，有严重通货膨胀等问题的国家中的民众来说，这是最后的经济自救手段；对只是出于正当理由要管控非法资金流动等有害活动的小国政府来说，这是个愈发力不从心的难题。金融创新的先行者与后发者之间的不平等问题，尚需未来全球治理中的制度创新来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