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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人门外的高校
前几天笔者去了两所不同的上海高校，都被拒之门外，颇感讶异。
一所是我家附近的高校，我常打车去那里打篮球。上周末再去，发现原有预约通道关闭，保安表示“不让进”，问原因和什么时候恢复预约，都说不知道。
后面了解下来，是该校举办完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那段时间正在撤场。撤场是否影响进校？什么时候完成、恢复预约？没有公示，也没人知道答案。
另一次是带老家一个亲戚——一个初中生来上海玩，她想去参观一下上海几所知名大学，树立一个目标。由于她没有手机，无法预约，进不去，只好放弃。
无独有偶。去年，有一次笔者去北京某顶尖高校拜访一位教授，我们约在校外见面，相聊甚欢。到了中饭时间，他说带我进校尝一尝他们的食堂，结果到校门口一交流，他既无法带我这个“外人”进去，我这个“外人”又无法临时预约（基本得提前好几天预约），他只能尴尬地摇摇头……
疫情结束后，上海的高校基本处于半开放、半封闭状态，一般都是线上或现场预约、扫码即可进校。如果开车，则需要通过高校内部教职工报备。
初步了解下来，全国高校校园管理，目前基本都采用类似办法。其中，一些名校每天还有预约名额限制，需要提前多日预约，一些学校则采用“校友卡”管理方式，优先校友本人进入。
“正方”观点
这种半封闭管理，有一定道理，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为了维护校园安全和管理秩序。
疫情期间，知乎曾有一个投票：“大学开学后封闭式管理你能接受吗”？投票结果，有40%的人选择“能接受”，显示出封闭式管理有一定的“民意”。疫情结束后，依然有不少教职工、学生表示支持。
反应强烈的，主要集中在一些打扰校园正常学习、生活秩序的行为，比如：晨练的大爷大妈，到寝室推销的销售员，去食堂吃饭的市民，市民挤占球场，一些小偷小摸隐患，等等。
事实上，对这些原本就有针对性的管理办法，比如宿管严禁外人进入、食堂只能刷学生卡、加强治安巡逻、球场预约（不少还采用了收费模式）等……当然，这些管理有点复杂，如果能一封了之，岂非高效又便捷？
如此，站在学校角度，只需加强“门禁”，就可以将多种风险隔绝，又有一定的内部“民意”基础，更乐见其成。因此，尽管社会舆论和政府都要求高校逐渐开放，但各地高校几乎都心照不宣地沿用了上述半开放半封闭管理方式，这样，既可以应对上级和舆论压力，又可以保留“最终量裁权”和“最终解释权”。
谁的大学？
上述观点是站在校园管理者和少部分教职工、大学生的立场。从网上和现实交流看，大多数老师和学生是“开放派”或沉默的“中间派”，但都无力忤逆校园管理。
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第一层逻辑，大多数大学是公立的，靠的是纳税人的钱办起来的，不应该简单地把纳税人拒之门外。
第二层逻辑，大学门禁在防范谁？如果担心扰乱大学学习和生活秩序，原本就有针对性管理，比如图书馆需要借书证，宿舍有宿管阿姨，体育场馆有专门门卫（刷卡、收钱），食堂只能刷学生卡，等等。
第三层逻辑，大学门禁在保护谁？保护大学生吗？大学生是成人，之前十几年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基本都是封闭式管理，到了大学，本应有一个逐步了解和融入社会的过程，而不是继续封闭式地培养“温室里的花朵”。
大学的资源，使用效率真的高到容不下民众（有条件）共用吗？比如很多高校的球场、自习室，闲置率很高，为什么不能开放一些呢？
第四层逻辑，大学是公共场所。学校作为教育机构，不仅为学生提供学习、生活的环境，还承载着培养未来社会成员的重要责任。按照公共场所管理原则进行管理、适当差异化即可，不必在国家安全、行政部门和公共场所之间，搞一个特殊的场所类型存在。
什么是大学？
大学是高等教育机构，但不能办成“高等职业培训所”。
从孔子创办的私学，到亚里士多德创办的吕克昂学校，从宋明理学大家们开办的书院，到世界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大学一向不以职业技能为教育目标。
到了现代大学，虽有专业之分，但真正好的大学，多以学术为导向。而学术之上呢？
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认为，大学还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中心，具体来说：
一、它是学术共同体；
二、它是知识分子的圣所；
三、它是民族精神家园的守望者。
大学应当是上述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知识和技能的获得，只是大学学习的手段，而不是大学学习的目的”。大学，应该教会学生乃至社会自由地思考、思想、讨论、探寻、试验（试错），直至引领社会、关怀天下、追求真理。
古今中外，大学本应成为代表社会文化、精神、学术、研究的独立体，但现代大学的功利性和目的性日甚。如果把“开放”这一基本精神也驱逐，这种“现代化”教育的场所，如何令人尊敬？
大学去向何方？
王德峰教授在其书中回忆，在1980年代，复旦大学的讲座很多，海报都贴在校门口，边上那些开小店的小业主都来看海报，若有他们感兴趣的，他们的小店就会提前打烊，店主们就会去学校听讲座。大学，就应该是开放地思考和引领社会、时代的。
90年代的大学，同样令人心醉。它们不仅重视学术和思想自由，也具有对国家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即便玩起潮流，从诗歌、校园民谣到摇滚乐，也是社会文化的风向标。那时的校园，风行和讨论着的事物，都关乎着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取向。
2000年代的大学，经过连年扩招，大学生虽被拉下“神坛”，但依然凭借着走在社会前列的思想、见识，受到社会和企业的追捧。
那时的大学，虽然物质条件还不是那么好，但开放，活跃。
2010年代后，随着社会进入移动互联网革命时代，人们获得知识、参与社会互动的方式日益便捷、高效，以传授知识为主、追逐市场（就业）为导向的大学，逐渐力不从心。
及至2020年代，开门就是三年疫情，夹杂着经济和社会内卷，大学以及一代大学生们的管理，不知不觉中增加了封闭性。
当然，不唯大学，国与国之间，也逐渐走向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盛行。为应对这些逆全球化的趋势，中国政府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对外单边免签的国家一再扩大到24个省份、60个口岸、54国、240小时。
可惜，我们一面在不断推动对外开放，另一面，在某些领域，还在延续、助推封闭，比如本应倡导和引领社会开放、创新、融合的大学。
精神的家园究竟靠谁守护？王德峰教授指出，“中国历史上向来是靠在野的士大夫来守护，他们通过讲学的方式、书院的方式来守护。（譬如）王阳明在他的家乡讲他的心学，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他的家乡聆听他讲心学，为中国开的道路，这是中国人以一种中国哲学的方式来直面自己民族的命运”。
与自古围绕“城邦-市民或工商业者-企业家-资本化”的西方精英文化迥异，中华民族的文化，向来以平民主义为基因：从民贵君轻，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仁政思想，到依靠工农革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历程，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精神，到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的社会宗旨，中国教育、社会变革的根本方向，都必须谨防利益集团化，及随之的阶层、社会和思想固化。
中国的大学往何处去？答案正在于，往民间而非“精英”去，往开放而非固化去，往探索未来而非困守当下去。
我们的大学，能不能代表和引领民族的精神，走向开放、融合、探索？只有这样，国家和民族才会有承上启下的、真正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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